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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这既是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职业伦理,也是促使法官将案件办成“铁案”的内在动力。在时下特殊的司法背景下,尽管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审判不受外来干扰,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却常常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的刑事案件,法官更容易受到某种暗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错案责任的板子只打到法官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二是细化案件审理各环节的责任界限。案件审判要经过起诉、审理、判决等多个环节,而根据许多冤假错案的形成过程,其违规和失责的情形也常常呈现“链条式”的状态。因此,要真正体现“谁用权,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问责宗旨,就必须明确和细化案件审理各个环节的责任认定,包括主审法官、合议庭、庭长、审判委员,甚至主管院长的责任。尤其是对二审的最后裁定,更需明确其监督一审的“把关”责任。要通过责任细化,避免权责不明和法不责众的问责尴尬。 三是完善错案终身追责的程序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说,“程序”也意味着责任。完善错案终身追责的程序设计,不仅有利于对错案本身的究责,也有利于对“问责”过程的监督。 张玉胜
街谈巷议 猎德村中小学由猎德村出地兼出资5000万元建设,建成后产权移交天河区教育局,学校更名为“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有近百年历史的猎德小学将从地球上消失。面对村民的抗议,教育局解释说该校为公办非贵族学校,允许村民子弟入学。 真是答非所问。村民要的是学校,有了自己的学校还稀罕每年那几十个学位?再说猎德村民有天河区户籍,天河区提供学位乃职责所在,不能作交换条件。产权转移的根据仅仅是一份文件,文件又不是法律,法律还可能违反上位法而无效,自然法是最高法则。猎德村出钱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的学校,理当归猎德村所有,这就是自然法则。 产权变更也就算了,连名都不留下,做得够绝。天河之名源自天河村,跟猎德村说不定祖上结过仇,比邻而居争田争水在所难免。天河之名被区借走之后,名气大了,但是牺牲了辨识度,如今问路人天河村在哪里,知道的恐怕不多。外国语学校也是泛滥成灾,两个滥用的词组合在一起很难记住。丢弃猎德之名,对村民是蛮横,对广州是败家,对新业主则是愚弄。 猎德学校有优越硬件、有百年无形资产又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只要产权明晰,办学权有保障,以其文化底蕴,猎德学校说不定可以办成名校,甚至办成猎德村的“贵族学校”。有些人有眼不识真古董、真文化,所以他们非要办个外国语学校。 珠江新城是广州人的cbd,政府办一所广州话学校还差不多,拿公帑替外国办学说不过去,又不是殖民地。在广州定居的外国人来源复杂,替哪些国办学呢?肤色上能看出来的,斯瓦希里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不能少,肤色上看不出来的,越南语、菲律宾语是不是也该有。只不过人家有心保留本民族文化特质的,不会把小孩送入中国的公办学校。既然送入公办学校,当然是希望下一代学好汉语、粤语,以便融入中国人社会,就好像华侨和留学生在外国要学当地语言。 拿公帑办外国语学校,涉嫌崇洋媚外。虽然中国人暂时还很穷,但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看好中国未来,打算世代定居的外国人也不少。你们对民族文化自卑,悄悄地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国就算了,不要释放悲观情绪挫伤民气。 余以为 余以为
看台 赵绍华 编者按:最近广州通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管理规定》,引发舆论对“穿衣戴帽”工程的反思,继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在本报呼吁“尊重百姓物权”后,律师赵绍华也来稿探讨。 亚运前夕,广州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居环境整治,涉及3万多栋建筑。“穿衣戴帽”至今已过去一年多,坊间质疑不断,比如某些工程质量低劣、浪费严重等。现代政府应是法治政府,今后若再搞此类人居环境整治,该如何操作才更严谨呢? 首先,若“穿衣戴帽”是政府出资,花纳税人的钱,应广泛征求民意,还要获得市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穿衣戴帽”涉及面广、资金庞大、施工时间长,对市民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理当经过同级人大批准才能实施。 其次,若“穿衣戴帽”的对象是政府的建筑,那么,政府通过一定的程序直接实施即可,然而,若对私人建筑整治,就涉及一个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分界问题,须征得业主的同意。《物权法》第70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最高法院2009年出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也应当认定为“共有部分”。即是说,“穿衣戴帽”涉及的建筑物外墙、屋顶等,由本栋建筑的所有业主享有共有权,共同实施管理。无论是业主对该建筑物享有专有的所有权还是共有的所有权,都是享有对该建筑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未经权利人许可,其他任何人不得侵犯。政府对私人物业“穿衣戴帽”,必须征得建筑物的共有权人的绝对多数(两个“2/3以上”)同意方可。 此外,法治政府也必须是透明政府。一笔如此庞大的整治资金,到底是如何花的?所有的工程是否按照《招投标法》的规定进行招投标?在规划、原材料购买、工程施工、工程验收等环节中,是否邀请了利益相关方的共有业主参与?都是不能含糊的。 赵绍华
点评 韩 平 a股市场连年下挫,最为罕见的是大跌加中跌加小跌,一路跌跌不休,在这背景下,上证所的石牛被迁出室外,网上疯传是希望摆脱套“牢”。 事实上,中国股市在完成了全流通的股改重任之后,在股票供应量剧增三倍的情况下,连续多年世界融资第一,早已透支了国民的可投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恰逢西方金融危机,导致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正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国家,又因为部分城市房价高涨而对楼市展开调控。在新兴产业蹒跚前行,传统产业又面临政策变数的情况下,股市其实缺乏上涨的基础。 从微观上说,股市在摆脱了为国企解困的历史使命之后,又再次陷入了以上市获取高溢价为目标的怪圈之中,与其称之为证券市场,不如称之为“圈钱俱乐部”更恰当。证券市场已脱离了其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加快发展的初衷,变成一场各方盘算如何抢新股、发新股的搏傻游戏上市公司的众多原始股东,一旦解禁便套现走人。而机构投资者则无惧高价接盘,背后的利益纠结谁理得清? 一切套牢,乃人之事,无关牛事! 韩平
锐评 知遇 报载,广东省政协发布了新鲜出炉的《广东劳动力转移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粤外出务工人员每月平均的基本生活消费为1288元,随物价不断上涨,出现了务工“零节余”甚至“负节余”。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工兄弟大老远跑到省城和珠三角谋生,终日劳累竟然得个“吉”? 值得留意的是,同样这份《报告》,也指出了劳动力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区域间配置合理了,各地均有超过70%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为家挣钱。粤东、西、北地区吸纳本省农村劳动力比重上升了,珠三角的新增劳动力则同比下降122万人。这或许意味着劳动力真的随着政策导向,流向了生活成本更低的地区,而珠三角开始出现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转型苗头。 两者结合来看,似乎在显示一个信号,大城市的生活消费压力是与日俱增的,新兴产业对“纯劳力”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渴求,企业首选技术工人,而城市也在为高技术人员提供生活现代化的诱惑。如果单纯依靠体力劳动,就会越来越难在城市立足收入结余为零就是个明证。出路只有两个,要么是自动转移走人,要么就发愤图强,力争上游。 再想深一层,未必是因为所有地方经济都在起飞了,所以劳动力有了更广阔的天地,甚至像媒体经常形容那样“在家门口打工,不用离乡别井”。实际上,珠三角和其他区域的经济禀赋仍然差异明显。无论是高端资源、金融资本还是高技术产业,必然首选珠三角,这就是资本的逐利性。因此大学生哪怕月薪一两千元,都想留在珠三角,正源于当今全球分工的“宿命”。以许多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来看,在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是基本“难以施展”的,而只有超级大城市才需要众多近乎“务虚”的专业,在写字楼中也必然产生比传统第二产业高得多的回报。 经济规律就是如此,它把人这个生产要素自动“调拨”到相应的产业环节中,并赋予其薪水价值。但人天生是不愿意以体力作为终身职业的,于是一拨一拨人告别乡土,走向城市。因此,留在大城市成了许多草根的终极追求,哪怕“零结余”、“负结余”,都当成是“免费培训”,为未来铺路,并捕捉机会。如果二三线城市总是没有“膨胀”成大城市,也许正是因为许多人悄然中又回流到珠三角了。 知遇
新华网东京4月7日电 (记者冯武勇)第四次中日财长对话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和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共同主持了对话。两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出席对话。 在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两国财长一致认为,中日财长对话平台对于双方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有助于深化两国在经济政策管理方面的相互理解,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两国财长同意,中日将在包括二十国集团和中日韩、东盟10+3等多边框架下密切合作。中日财金合作正在稳定向前发展,两国财长对此表示欢迎,并且确认两国财政部将与其他相关机构一道继续开展合作。双方还同意继续磋商修订中日税收协定。 声明说,两国财长认识到,全球经济总体上继续缓慢增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所缓解,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安住淳表示,日本经济正从大地震的冲击中恢复,强调致力于实现社会保障和税收体系综合改革,将其作为中期财政整顿的支柱。谢旭人表示,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中方将继续致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中日对话双方还讨论了税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共同面对的重要经济政策议题。双方一致认为,保障稳定的收入来源和良好的财政状况十分必要。双方还深入、坦诚地讨论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等相关问题。 两国财长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第五次中日财长对话。
博议 质数 房子和爱情,成了关联度极高的两个概念。去年最高法院关于婚前贷款购房、父母赠房等相关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一方面有人开始质疑还能不能相信爱情,一方面多了许多法律“自学者”,未雨绸缪抢房、护房都是不靠谱的做法。 大家不能假装不知道,房贷是家庭最大的开销,房价是饭桌上最核心的话题,如何投资房产已经硬生生把全国人民都逼成了经济学家。朋友结婚了,你会问,房子买在哪儿?朋友离婚了,你最先问的可能是“孩子归谁”,接下来就是“房子呢”……房子在我们生命中的优先级之高,已经达到人类史上的最高水平,你还说,你相信爱情? 那些有关爱情和房子的调查,也不靠谱。昨日报载,一项调查显示“广州男性在房产上表现得更慷慨,72.4%的男性愿在自己出钱购买的房产上加上女方名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7%”。这个调查,只有1000多个样本,这72.4%的男性,也不知道有没有女友,也不知道有没有房子,因此不见得数据多有说服力。至于那个全国平均水平鬼知道是怎么得出的数据。 一个女生,如果你引用这个调查数据,去问你的男友或丈夫,你愿意加上我的名字吗?这个风险是这证明你不相信爱情,专家支持这样做,但在婚姻中,“政治不正确”。一个男生,如果对号入座,为加不加女友或妻子的名字左右摇摆,这证明你不相信爱情,达不到广州男人的平均水平,从而让你受到道德的拷问。这事情发生在我们家,情形是这样的:如果我说,那套你结婚前买的房子去把我的名字加上,我先生说,爱加你加,我没空,然后继续看球赛。如果我先生说,那套房子把你的名字加上,我说,好啊好啊,然后心里嘀咕,这是出了什么事? 看看,这个所谓的调查数据除了为生活制造问题之外,能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即使身在“男人的慷慨程度比全国水平高出11.7%”的广州,也不能轻易去拿爱情和房子比较孰轻孰重。没有谁比别人更慷慨,没有谁比别人爱得更多或者更值得被爱。我们不敢奢望生活永远无风无雨,但身边太多故事告诉我们,所谓的未雨绸缪,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小聪明。太多关于房产证中加名字、减名字的故事,都是出于爱情以防万一的目的,但却提高了爱情本来只是万分之一的风险。 爱情不能靠房子保险,房子也不是爱情的收益,如果看不轻房子,看不清爱情,聪明人不如走一步看一步,把麻烦事留给《婚姻法》,以爱情之名在房产证上加个名字什么的,最无聊了。 质数
网议 ·东木 整理· 广州天河区司法局法律服务大厅“阻挠市民借用厕所”,各界思考不断深入。昨日,著名电视主持人马志海发微博:“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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